短期纯碱价格也会有所回缓，主要还需看贸易商冬储意愿以及政策的变动！

这些思想都是跟孔子思想紧密相连的，也跟孟子的良知良能的思想紧密相连。

劳思光认为，公孙龙在中国最早讨论性质独立于存在之外的问题，其想法近乎柏拉图的理念说。我们知道，道物论即道不同于万物、道支配万物的思维框架是道家思想的基础，而在《公孙龙子》里，有无二分、指物二分的思维已经非常接近道物之分了。

例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和道家对于道的形容几乎同出一辙，因为在道家眼里，道正是既至大又至小的，如《淮南子·本经》就说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七十八章云：正言若反。对于思维方式的探索 从最为直观的语言表达来看，名家和道家也是非常接近的。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当然，语言的相似还是来源于思维方式的相似。

《列子·天瑞》在提出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后，强调万物都是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而形色一词，在中国早期被广泛地用于表示事物的基本性质。中国的这样一种价值指向更多地强调的不是说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制约对方，更多地是如何从我做起、追求我这样，你也这样从而达成整体性的和谐。

那么，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化，儒学有着怎样的的信仰形态呢？与基督教信仰追溯生命的根源类似，中国人同样追溯生命的根源，同时把自我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与自己的生命根源相联系，但中国人找到了三个根源。我告诉他说，我相信在中国，不讲诚信的事情今后会越来越少。（录音整理：张新）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学复兴更为深厚的背景是相对于近代以来走向衰微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与向西方学习密不可分的。以其中的同情与怜悯来讲，我们别小看这一点。

第三为祖先尽孝则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第二，经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信仰的真空，而这时西方现成的基督教信仰正摆在那里可供选择，因此一些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基督教信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性，即中国传统非人格神的信仰系统很容易与别的信仰系统兼容。唯物的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的就是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解析方法，理想的所指的是中国哲学传统。

这里面就有与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内容。另外，器物的层面很难体现出不同，当然也会有不同，比如在计算机上安装汉字显示系统与打字系统，但是现在西方人出于需要也安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间天国与儒家大同之世相近似，马克思主义实现其理想形态的途径则不仅不是只有道德，甚至就不是道德的，而是体现出了高度的物质性力量。前面已经说过，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超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辛亥革命以来的诸多政党，最终完成了民主建国的任务。

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如果最终像西方那样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那么，中国现代性生成的结果与西方就会是同质的。但是从实际的执行效果来看是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加有效？ 李：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由历史本身来加以回答。

此话虽然很刻薄，但是却有其真实的一面。梁漱溟讨论的这一问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促成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堪称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后为成就中国的现代性奠定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是文化生命或社会生命的根源。原因就是英国已经以热兵器为主，实际上中国也有少量的热兵器，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时代。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一年（1893年）出生的，但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的忘年交。虽然成熟的市场经济是非常讲诚信的，但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初步的市场经济。如果完全一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西方人而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也不再是中国文化。比如刚才提到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今天不能成为普通大众的信仰呢？从我们刚才讲的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三条途径看，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为中间的一条途径，即通常所讲的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主要注重社会层面的不朽，对通过自我心性修养而达到天人合一和普通大众通过与祖先和后代的生命的连接而获得生命恒久的意义注重不够，甚至简单将祖先崇拜当作封建迷信扔掉。

比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跟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就没有直接的关联。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这一套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乃是基于个体存在对权利本身的追求，对于个体生存来讲乃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在未来如果要真正走向一种共同的组织框架的话，这个经验只能在中国文明中寻找，虽然欧洲文明充满活力，但它指向分裂，而早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精神与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追求与西方完全不同。

这虽然有利于短期的催产，但却极大地损害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学热所具有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我们知道，中国文明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价值系统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信仰，所以信仰必然要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基本精神。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应当是体现了西方式现代性、中国式现代性、印度式现代性……共同之基本精神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个共同性的东西还是正在生成着的而不是已经生成了的。1951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建国之路》，本来想写三个问题，最后只写了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就写了100多页，收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之中。

而这样一些成分可以成为我们面向未来逐渐成就我们自身现代性的思想根芽和资源。郭：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三个由表入里的阶段，而今，我们首先着重从思想观念的层面上强调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化模式，是否意味着我们将经历一个与上述三阶段反向的发展历程，即首先确立我们思想观念的独特性，进而体现在制度上，最后落实到器物层面？    李：不是，我没有这种想法。

如果与西方完全相同，那么所追求的仍是同质性。接引李大钊的是民彝史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这是儒家思想中自孔孟以来就已经奠定的传统。

但是中国文化并非如此。西方个人主义在文化精神上与中国文化之间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别。

因为不仅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注重诚信，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注重诚信，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中国有句老话，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梁启超到萧萐父这些中国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将早期启蒙思潮视为内生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理由就在于它与欧洲启蒙思潮具有类同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代性只有一个，那么这个现代性绝不是已经在西方生成好的。

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如此一来，为了避免死掉就只能不要成为弱者，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竞争。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广义上归属于内生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最终却是落脚于按照西方的标准在谈论中国现代性。通过理性的功利算计从而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这归根结底并非道德本身，而只是将道德作为手段而非目的。

当一些领导干部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却实际上是在行以权谋私之实时，我们凭什么能够指望大众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不充分，也对其在中国的现代命运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